壞的藝術家褻瀆了好的文學嗎?

  • 發布日期: 2017-05-20 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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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與真》
作者:[美]萊昂內爾·特裡林 譯者:劉佳林
版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6年12月
在西方文學和思想領域中很多例子都暗示「誠與真」兩種觀念引起的矛盾和反諷。本書是20世紀美國著名批評家特裡林在擔任哈佛大學諾頓詩歌教授時的演講集,涉及眾多文學現象和理論,圍繞歷史中的自我之真誠與真實問題展開。


《浪漫的謊言與小說的真實》
作者:[法]勒內·基拉爾 譯者:羅芃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年11月
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基拉爾的一本介於哲學、社會學和文學批評之間的著作,分析了塞萬提斯、福樓拜等五位西方經典小說家的作品,把目光投向人意識的深層世界。

  台灣女作家林奕含少年時期遭遇性侵,她把這段經歷寫入《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最終不敵重度抑鬱,自縊身亡。這一事件引發諸多社會性思考,也讓文學的品格與功用成為爭論焦點:文學是真善美?還是勾引以遂卑鄙慾望的手段?藝術從來就是巧言令色嗎?寫作或藝術的慾望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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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林奕含的悲劇及其提問,我想到奧維德筆下的菲羅墨拉。《變形記》捲六講到,菲羅墨拉被姐夫特柔斯強暴,又被割去舌頭。菲羅墨拉滿腔憤懣,她必須講述,儘管已無法言說,於是她織布時「在白地上用紫線織出了一篇文字,把她受到的屈辱都說了出來」。這匹布被姐姐普洛克涅看到,姐妹倆最終完成了對特柔斯的復仇。表達的慾望源於傷害後無法抹平的痛楚,憤怒出詩人,即使被剝奪了正常表達方式,受害人也會想方設法把遭遇說出來。林奕含寫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正是這種內在的驅動使然。

  誠與真

  文學關乎道德,還是關乎真實?

  在詮釋菲羅墨拉的故事時,劉皓明先生說:「在主要西方語言中,『文』(英text/法texte/意testo/德Text)這個詞均來自拉丁文單詞texerre的被動分詞中性形式:textum,即織就的東西,也就是紡織品,所以我們可以把菲羅墨拉的神話看做是對textum一詞語義的戲劇化表現形式。」也就是說,「文」是通過機杼織造而成的紡織品,司緯線的梭子即杼與捲經線的滾筒即柚(後世多寫做「軸」)是我們表達的基本工具。

  事實上,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必須通過某種人造的才能轉化為文學藝術,這是文學藝術的內在規定性所要求的,否則就是直白的叫喊或發泄。任何情感都必須藉助種種媒介加以形式化之後,才成為藝術,這些加工過程不是巧言令色,而是必要的藝術手段。當然,林奕含所質疑的藝術之「巧言令色」也在這種過程中有了潛入的可能空間。

  從自然的向人為的躍升可以用馮廷巳的那句著名的詞來概括:「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它關涉的恰恰是文學之為文學的事,文學就是一池春水的「皺起」或「突出」。

  「文」的皺起或突出,會引來人們對文學表達之真實性的質疑,最具代表性的是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的批評。在托爾斯泰看來,《李爾王》的人物鬥爭「不是本乎事件的自然進程,不是本乎性格」,戲劇人物的處境安排非常不自然,李爾王奔走荒原時的那種暴風雨跟奧菲利婭頭上的雜草等一樣都是出於故意造作的結果。

  托爾斯泰是一個真誠的人,在藝術問題上,他採取的是向生活還原的做法,當他發現莎士比亞的戲劇在這種還原式觀照中處處是造作的痕跡時,他予以徹底的否定。但就生成過程而言,藝術與生活之關係是不可逆的,我們不能將一幅油畫還原成一堆顏料,然後說這些五顏六色的硃砂、石綠、鈦白、鉻黃不是人的膚色、服飾,所以構不成一件肖像畫。藝術在「皺起」或「突出」中構成想象性的存在,我們不能通過抹平而獲得對其真諦的理解,所有這些抹平是對藝術的抹殺與取消。

  托爾斯泰否定莎士比亞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莎士比亞的劇作「沒有以宗教原則為基礎」,晚年的托爾斯泰非常強調藝術的道德責任。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的評價問題不僅涉及藝術的真實性問題,也提出了藝術與道德之關係及藝術是否道德的問題。

  莎士比亞的劇本從不直接討論道德,更不會塑造完美道德的榜樣,相反,那段開啟特裡林關於歐洲文學真誠與真實之主題討論的台詞卻是由那個饒舌的庸人波洛涅斯說出來的:「尤其要緊的,你必須對你自己忠實;正像有了白晝才有黑夜一樣,對自己忠實,才不會對別人欺詐。」(《哈姆萊特》)

  在特裡林看來,我們不能曲解波洛涅斯的這段話,說是他自私性格的一貫表現。「它讓我們相信,在這一刻,波洛涅斯自我超越了,他在這一刻是仁厚而誠懇的。他認為真誠是美德的基本條件,他瞭解怎樣能夠達到真誠。」(《誠與真》)由此出發,特裡林爬梳辨析三百多年來歐洲小說、戲劇、哲學、精神分析學對真誠與真實問題的種種表達,把我們的認識與思考引向縱深。

  從莎士比亞到莫里哀,從《拉摩的侄兒》到《少年維特的煩惱》,從奧斯汀的小說到華茲華斯的詩歌,從包法利夫人到庫爾茲,從精神分析學到現代主義,文學始終關註主人公、文學自身及整個社會、文化的真誠與真實問題,文學從未因自身的「皺起」或「突出」而放棄或拒絕對這些問題進行思考。

  特裡林一針見血地指出,《拉摩的侄兒》「揭露了作為社會之基礎的偽善原則,證明裝模作樣的社會存在必將導致人的正直尊嚴的喪失」;包法利夫人固然是虛假的存在,但「把生活建立在最優秀的文化事物之上,會導致一種特別的虛假,」這就是尼采所說的「文化庸人」,是用文化事物掩蓋內在獨立性缺乏的故作姿態;而《黑暗的心》中的庫爾茲則通過退回野蠻狀態「觸及了人們所能探及的文明構架的底層,觸及了關於人的真理的底線,人性的最核心,他黑暗的心」。

  特裡林的深刻論述在揭示歐洲文學與道德之複雜關係的同時,容易給我們造成一種錯覺,似乎在17世紀初或所謂的「社會」出現之前,文學是不承載道德責任的,其實不然。詩性正義從詩的誕生之初就萌生了,在眾多的變形故事中,菲羅墨拉變成了一隻夜鶯,這是對她的歌聲符合正義伸張的形象說明。

  慾望與正義

  藝術家要「惡之花」,或詩的救贖?

  藝術的表達源於表達的慾望,但它必須符合詩性正義;勾引是一種慾望,但勾引以自我滿足為目的,勾引者總是企圖掩飾這種卑劣的慾望,勾引慾望的表達不是藝術,充其量是一種壞的藝術。基拉爾的《浪漫的謊言與小說的真實》令我們相信,偉大的小說家會選擇慾望作為小說的主題,它們向讀者展現慾望的千姿萬態,同時也對慾望加以審視,並引領讀者走向超越。

  堂吉訶德、堂吉訶德所要行俠的對象以及堂吉訶德所模仿的遊俠騎士阿馬迪斯構成慾望的三角關係:主體、客體和介體。主體可以直接地表達慾望,菲羅墨拉、林奕含完全出於內在的冤屈而表達憤慨,在基拉爾眼裡,她們就是本能的人;但包法利夫人從浪漫主義小說編織了自己的愛情夢想,從而在她自己的生活中尋找浪漫情人,驅使她行動的慾望是外生的、虛榮的,基拉爾將這樣的人稱之為準人(sous-homme)。

  不但在《堂吉訶德》《包法利夫人》中,在《紅與黑》《地下室手記》《群魔》《追憶逝水年華》等多部小說中,基拉爾都看到了形態各異的三角慾望的表演。基拉爾「用『浪漫的』這個詞指那些反映了介體的存在卻沒有揭示介體的作品,用『小說的』這個詞形容那些揭示了介體存在的作品」,他認為,小說與浪漫文學的區別就在於,小說家向讀者揭示,經由介體而引發的慾望是一種模仿或抄襲,因此是虛假乏力的;而浪漫文學雖然也反映了這些介體,卻未能對此加以揭示,從而陷入一種欺騙與自我欺騙的狀態。小說家通過揭示慾望演繹最終導致的虛無告訴讀者,我們必須放棄介體,放棄對他者神性的崇拜,這是小說的詩性正義與道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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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推薦書評中,有一篇題為《羅莉塔,不羅莉塔:21世紀的少女歷險記》。納博科夫所塑造的失敗的或壞的藝術家形象有助於繼續深入思考。

  《洛麗塔》中的亨伯特被稱為「失敗的藝術家」。他把對他人的粗暴侵犯視為愛的施與,在因嫉妒殺人之後,他又試圖通過寫作來為自己辯護。亨伯特的做法就是一個壞的藝術家粗暴地對待藝術題材及主題的行為,而李國華用文學的幌子來掩蓋淫慾並引誘未成年少女的行為則是對文學的盜用與褻瀆。

  好的文學應該引導讀者對細節進行充分的鑒賞。納博科夫始終強調「科學家的熱情和藝術家的精確」。文學的精確主要表現在細節之中。遺憾的是,我們的文學趣味更多時候是粗食者的趣味,甚至是偽善庸俗的趣味,我們經常用非文學的東西掩蓋我們貧乏疲軟的審美能力和粗枝大葉的審美趣味,而我們的道德水平恰恰在這種沒有長進的審美活動中不斷退化。在納博科夫看來,對細節的熱愛其實是一種美德,是一種善。

  基拉爾認為,小說的結尾是真實的神殿,主人公在結尾完成懺悔,回歸真實,「真正偉大的小說都誕生於這個至高無上的時刻,並且又返回這個時刻,有如整個一座教堂,既以祭壇始,又以祭壇終。一切偉大的作品,其構成都仿佛大教堂。」撇去基拉爾的宗教內涵,他所傳達的也就是小說的真理性內容。

  面對林奕含真實不虛的生命悲劇,以上文字都是侈談;但面對《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及其關於文學的懷疑與提問,我們的思考就成為必須。

  藝術的本性是詩。詩的本性卻是真理的建立。 ——海德格爾

  唯有當他是充分意義的人時,他才能遊戲,唯有當他遊戲時,他才是完人。 ——席勒

  □劉佳林(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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